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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台北市的梅雨季像一场甩不掉的黏稠噩梦。

        沈曜站在十四坪大的老旧公寓客厅里，空气里弥漫着廉价米酒的酸臭与长年不散的西药味。

        客厅中央，一个穿着订制西装、皮鞋擦得发亮的年轻男人，正将一份「工伤和解免责协议书」拍在满是油垢的餐桌上。

        他是远东最大物流集团「万盛通运」的首席法务代理人，陈特助。

        「沈先生，三十万。签了它，你父亲下个月的标靶药物还有着落。」

        陈特助连坐都不愿意坐，眼神轻蔑地扫过蜷缩在沙发上、右腿断残且神志不清的沈曜父亲。

        「如果不签，万盛的法务团会把诉讼拖上五年。到时候，你父亲连躺在医院的资格都没有。」

        沈曜靠在厨房斑驳的门框上。这具十七岁的身躯非常健康，没有前世折磨他一生的咳血与剧痛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此时，他清澈的眼眸里，却流淌着一种与年龄完全不符的Si寂。

        在他的记忆里，前世身为大晋帝国监国太子的时候，那些富可敌国的盐商、粮商，也是这样带着高高在上的微笑，用一纸债券b得他的父皇在金銮殿上吐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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